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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5年,西式民主在27个国家失灵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2000年至2015年,西式民主在27个国家失灵,包括英美在内的成熟民主国家亦屡现“功能失调”。近年来,英国脱欧,法国乃至欧洲连番发生恐怖袭击及难民危机,美国出现种族冲突和政治特朗普现象。种种迹象表明,西方以民主为旗帜的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失掉了旧有荣光。这种衰退可归因于2008年金融风暴及其后长期的经济低迷,以及新?#26434;?#20027;义政策带来的贫富分化、福利制度造就债务国家和党争导致选举政治深陷僵局等因素,可谓一次深刻的制度危机。而回溯至1970年代的冷战对峙时期,西方各国也曾遭遇类似的危机?#21644;?#26679;的经济停滞和民粹政治,同样的城市暴力与极端主义崛起,以致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统治能力危机”。

  1970年代的民主“统治能力”危机

  西方战后第一次政治制度危机发生于1970年代,诱因是1974年阿拉伯和以色列两国战争致使世界范围内石?#25237;?#32570;、?#22270;?#25856;升,加剧了此前已经开始的通货膨?#20572;?#35199;方各国的战后经济繁荣突然陷入停?#20572;?#22240;而往往被称为石油危机。事实上,这场危机真正肇始于1960年代末,究其实质,则是平等主义浪潮下的过度参与,危及民主“统治能力”的制度危机。

  二战后,世界政治旋即进入冷战对峙阶?#21361;?#20197;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展开政治制度优劣的意识形态之争。西方阵营在?#27492;?#20004;次世界大战与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以?#26434;?#20027;义民主、竞争性选举和公民权利重述民主政治,以凯恩斯主义修正使?#26434;?#24066;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典经济?#26434;?#20027;义,增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通过保护性劳动法律、限制性金融规则?#31361;?#21450;更多人的福利体系?#27425;?#22823;众提供保障,开启“国家干预?#26102;?#20027;义”时期。凯恩斯信条下的国家干预?#26102;?#20027;义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为西方社会带来了25年的?#20013;?#39640;速增长。到了1960年代中期,当二战后的“婴儿潮”成长为反叛的青年一代,大众从对社会和种族不平等的心?#24598;?#24471;中惊醒,激进化的大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最大和最早的政治?#23601;?#21457;生在美国,导火索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随着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使之升温,最终促使平权法案通过并结束了越战。?#31508;?#30340;法国则是风暴中心。到了1960年代末,意大利的极左翼分子组建“红色旅”暴力对抗资产阶级,并号称要“让权力机构残废”。加拿大、墨西哥、西德和西班牙亦卷入造反浪潮之中。

  在激进的平等主义导向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33267;?#21152;剧。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21040;?#19968;?#20132;?#33853;。如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1972年则降至37.7%?#27426;?#35748;为政府是为少数大型利益集?#27431;?#21153;的看法,则从1958年的17.6%上升至1972年的53.3%?#27426;?#20844;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随着政府活动的膨?#20572;?#39044;算赤字激增,通货膨?#33073;现兀?#20026;争取高薪而开展的?#23637;ご似?#24444;伏;随着政府权威的下降,政府控制工资和价格的努力,又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节节败退。到了1974年,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停?#20572;?#32463;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相结合,?#25351;?#25919;府带来更?#29616;?#30340;危机。西方政府最终放弃凯恩斯主义而转向放松管制,着手削弱劳工的力量并转向?#26102;?#30340;逻辑。

  正如1970年代出版的《民主危机》一书所指出,1960年代,西方的民主制度遭到来自外部环?#22330;?#26102;代趋势和内部危机的三重挑战,?#31508;?#19996;方阵营意识形态的影响、知识分子与青年的狂热以及政府面对多元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使得“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亨廷顿呼吁“节制民主”,而哈贝马斯则在《合法性危机?#20998;?#35748;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1970年代西方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

  1980年代新?#26434;?#20027;义改革及其逆转

  ?#23548;?#19978;,二战后大众政治?#20284;穡?#27665;主政治和?#26102;?#20027;义的相互作用塑造着现代西方世界:?#26102;?#20027;义借助市场分配资源,遵从?#26102;?#30340;?#20998;?#21033;润的逻辑;民主通过投票等分配权力,回应大众平等主义的诉求。由此,?#26102;?#36816;?#26032;?#36753;与大众民主诉求之间此消彼长、冲突?#27426;希?#22914;此构成?#26102;?#20027;义与民主政治之间难以消弭的结构性危机。

  1970年代的民主危机,一方面是长达数年的平等主义浪潮和过度的大众抗争消耗了民主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底层政治诉求占据上风,直接冲击了?#26102;?#26435;力而造成经济丧失活力。危机之际,?#26102;?#20134;发起其?#28304;?#20247;民主政治的反抗。1970年代起,哈耶克所保守的古典?#26434;?#20027;义重新受到?#25918;酰?#20197;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异军突起——该学派主张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24615;?#38271;率对经济实施间接调节,除此之外一切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可以说,此二人为代表的新?#26434;?#20027;义成为饱受民主危机、经济滞胀和福利主义困扰的西方所选择的药方。

  新?#26434;?#20027;义药方因得到政治人物认可而走上前台,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1979年成为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1981年就职美国总统的里根,上台后均大刀阔斧地推行新?#26434;?#20027;义的经济改革,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并为刺激生产向私?#20284;?#19994;施以各种鼓励措施,包括减税和减少管制,以及?#26434;?#24178;扰?#38469;?#21019;新的工会加以限制。与此同时,英美两国政府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手段?#28304;?#24037;人运动和社会抗争,另一方面继续保?#25351;?#39069;国防开支,相信政府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强大而积极的角色。

  1980年代?#26434;?#32654;为代表的新?#26434;?#20027;义改革有效缓解了西方世界1960年代以来的多重危机,经济回归到正常轨道,并为西方各国带来一?#35859;?#38271;时期的温和增长。?#27426;?#36825;种缓和一开始就建立在张扬?#26102;?#26435;力而削弱底层力量的基础之上,亦被视作“扶强抑弱或劫富济贫的饮鸩止渴”。从此,?#26102;就?#20840;统治了劳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举债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财政模式,而信贷则为下层阶?#27573;至?#32321;荣的表象。归根结底,结构性张力并未消弭,固有的危机?#36234;?#21152;剧。遗憾的是,随着美国在冷战的获胜,以“私有化、?#26434;?#21270;、民主化”为特质的新?#26434;?#20027;义一时之间无往不利。20世纪90年代影响深远的“华盛顿共识”,即是新?#26434;?#20027;义政治经济学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产物,最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危机。

  绑上?#26102;?#25112;车的民主衰败

  1970年代的民主“统治能力”危机以针锋相对的方式被逆转,新?#26434;?#20027;义主导之下,西方世界步入一场“民主被绑上?#26102;?#30340;战车而陷入衰败”的危机。1980年代,西方各国逐渐从“税收国家”转型为“债务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日益依赖金融产?#33539;?#20351;得民主政治愈发被金融?#26102;?#32465;架,加之放松干预和缺乏监管,一场更沉重的危机在所难免。2007年12月,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地震”,继而华尔?#27835;?#22823;投资银?#34218;?#36830;破产,“金融海啸”波及全球,造成世界金融市场和股?#31508;?#22330;?#20013;?#21160;?#30784;?#20302;福利、高效率,主?#27431;?#26494;对企业的监管、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新?#26434;?#20027;义,最终释放出无人能驾驭的“次贷”猛兽。2010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尚在余波荡漾,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又?#35813;?#29190;发。时?#20004;?#26085;,美国初?#25351;此?#26223;象,欧洲依然深陷泥潭。

  危机之下,民主被彻底绑上?#26102;?#30340;战车。政府救助银行,而成本却转移到公共预算。政府扶?#25351;?#20154;,公债因此膨胀起来。正如格林斯潘坦承:“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虽已享受到‘经济?#27492;?rsquo;,而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27425;?#27861;摆脱经?#32654;?#22659;并且仍然在艰难中挣扎”。在欧盟,2011年的希腊和意大利,?#38469;?#19987;家取代了民选政府;2015年,所谓的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以及国际货?#19968;?#37329;组织,共同?#39057;?#20102;希腊的民主政治。

  党争政治的僵局难以为继。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争论中表现出的“痛苦、?#21046;?#21644;失调”震动了世界。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33073;?#20030;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债务危机前,欧洲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20445;?#30450;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29467;?#19981;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

  激进化的大众运动和民粹政治再度?#20284;稹?#37329;融危机以及?#27425;?#26426;紧缩财政措施,也使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凸显、激化,导致民众?#23601;?#28216;行?#27426;希?#27431;洲社会稳定和多元文化融合受到冲击。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激进化的体现。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则是一场民粹政治的表演。这最终?#23478;?#21619;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折射出?#26102;?#20027;义与民主之间深刻的嫌隙与张力。而新?#26434;?#20027;义自以为胜利的推波助澜,或许会将西方民主的旗帜置于再也无法高举的境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20351;?#31995;学?#28023;?/p>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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